在传统的战争电影中，反派角色通常会被描绘成面目狰狞、嗜血成性的恶魔，展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暴力。然而，《南京照相馆》却呈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侵略者形象——日军贵族摄影师伊藤秀夫，他看似文雅、出身高贵，钟情艺术，和我们通常印象中的野蛮杀戮者完全不同。可是，正是他这个表面温文尔雅的形象，展现了一种更加可怕的“平庸之恶”，揭示了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，如何在看似“正常”甚至“文明”的状态下发生。

伊藤秀夫的恶行，并非表现在亲手操刀的暴力上，而是藏在他礼貌的外表之下。那种冷漠的态度，就是他将暴行“非人化”的方式。电影一开始，他似乎展现了一种“不忍”，不愿直接参与杀戮，乍看之下，似乎他是黑暗侵略者中的“亮点”。然而，随着剧情的深入，观众发现这种“不忍”并非来自于良知，而是一种贵族式的洁癖和对人类的疏离感。他能够一边温柔地抚摸小狗，一边对堆积如山的中国平民尸体视若无睹。这种极端反差，并非人格分裂，而是他内心深处已经完成了“物种划分”：狗是生命，而那些“劣等”的中国人，只不过是与垃圾、尘土无异的景观罢了。

展开剩余78%

伊藤的“平庸之恶”在他对待照相馆一家人的态度中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。当婴儿的哭声打扰到他时，他仅仅皱了皱眉，随便呵斥了一句，而这一举动竟导致军曹将婴儿摔死。事后，伊藤完全没有任何愧疚，反而冷静命令父母抱着死去的孩子为他拍摄一张伪善的宣传照。他通过巧妙地将杀戮责任转嫁给执行者，而自己则安然无恙，仍以“艺术家”的身份，冷静地将一场血腥屠杀转化为一幅美丽的作品。

伊藤秀夫不仅没有亲自沾染鲜血，反而比刽子手更加彻底地成为了恶魔。如果说伊藤是虚构的角色，那么小津安二郎的真实经历为这一“平庸之恶”提供了现实版本。在侵华战争初期，小津作为731毒气部队的一员，参与了南京大屠杀，而他后来的电影风格与伊藤的“恶”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。

小津安二郎以其细腻、温情的家庭电影闻名，然而在他侵华期间的日记中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面貌。他在战争中的描述透露出一种傲慢的旁观心态，他将“可怜”的中国兵视作异类，与伊藤在镜头后观察一切的态度不谋而合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以平淡的语气记录下令人发指的罪行：他不以任何感情对待尸体，而是津津有味地记录着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琐事，这种情感的麻木也与伊藤对屠杀现场的冷静处理如出一辙。

他们都通过职业化、日常化的“专业精神”，对自己所处环境的冷漠，将屠杀和暴行视作“常态”。《南京照相馆》通过巧妙的蒙太奇手法，将步枪瞄准和照相机对焦并置，展示了伊藤将最残忍的暴行转化为冷静精确的技术操作的内心世界。对他来说，照相机是武器，一种能让他参与其中却又与其无关的工具。透过取景框，活生生的人被当作摄影的“素材”，他关心的不是生命的逝去，而是如何完美捕捉光影。

伊藤将自己的道德感完全外包给了机器和上级的命令，成了罪恶的共谋者。就像汉娜·阿伦特分析纳粹高官艾希曼时指出的那样，伊藤并非天生邪恶，而是通过放弃独立思考，机械地执行任务，成为了侵略机器的一部分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戳破了人们惯常的“良心发现”式的侵略者形象。伊藤从始至终都没有“悔过”之心，他与中国青年阿泰所谓的“友谊”，更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。历史修正主义者常常以“身不由己”来为侵略行为辩解，但伊藤秀夫却向我们证明了，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、拥有“文明”身份的精英，在军国主义的毒害下，依然可以将自己的知识和素养转化为服务侵略的工具。

影片最后，伊藤的脸一半被火光照亮，另一半被灼伤的阴影笼罩。这不仅是外貌的毁灭，更象征着他伪装的人性被彻底撕裂。他那彬彬有礼的艺术家身份与冷酷无情的魔鬼身份，最终融合成一体。《南京照相馆》通过对伊藤的深刻剖析，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恶往往并不是赤裸裸的邪恶，而是披着文明外衣，隐藏在平凡的职业行为之中的“平庸之恶”。

发布于：山东省